中国一直是力拓成功的核心

币值稳定应该包括两方面因素：一是国内价格稳定（对内币值），二是汇率水平稳定（对外币值）。

中国经济数据还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只报告同比数据，不报告环比数据。在一般统计方法中，房价不能直接进入CPI，因为它本身也是一种投资产品。

同比数据的问题是它们已经包含了过去十二个月的变化在内。改革三十多年来，我们的统计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统计部门也做出了许多努力。但也可能是去年二月到十二月都没有任何增长，突然今年一月增长了20%。2009年北京、上海的房价涨得如此凶猛，却根本没有反映到政府公布的房价指数里去，我们权且把它们当做科幻小说看好了。我国目前住房成本在CPI中的权重略超过10%，远远低于大多数人的实际负担，而美国相应权重超过30%。

因为没有更准确的关于消费、投资和利润等的数据，投资者也非常关注GDP的数据。有些工作是早就应该做的，但却迟迟不推进，比如改进GDP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及时估计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合理调整价格指数、改善失业率统计方法和计算环比变化等。在国际贸易中，两个国家虽然可能都受益，但是收益大小存在差别，即两个国家获得的利益不同。

从国内层次看，国际贸易政策对国内不同主体的影响是不同的，有的主体得益，有的主体受损。相对获益理论强调了不同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收益的大小。国际贸易条件越接近哪个国家的国内贸易条件，该国家获得的收益越大。支持高关税的政党为了当选可能性的最大化会不断提高贸易保护水平，直到它们能够从支持贸易保护的利益集团获得选民和资源的增加恰好等于失去的选民和资源。

如果假定所有的利益集团都根据在特定政策中的收益来决定游说政策制定者的能力，那么哪个利益集团在特定政策选择中的利益最大，通过的政策就代表该集团的利益。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和日本。

但是，政策制定者要追求选票、追求政治支持的最大化，因此会考虑选民的选票，考虑选民的福利。这就实现了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的统一。如果把受贸易政策影响的选民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投入游说的资源数量将决定贸易保护水平的高低。到了7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恢复并取得了迅速的增长，与美国的距离越来越小，美国就不再对日本的产品采取完全自由贸易的政策主张，而是要求日本采取自愿出口限制等政策，限制对日本产品的进口，实行并非完全自由的贸易政策。

比如，对某种消费品的进口征收关税，这种产品在进口国的销售价格必然上升，因为消费者除了支付这种产品本身的价格之外还要支付关税，那么消费者剩余就会减少。不过，这些不同模型都强调了国际贸易政策的内生化，假定政策制定者、利益集团、选民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政策制定者追求当选（再次当选）的可能性最大化、利益集团追求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选民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国际贸易政策的国内政治根源相同的国际贸易政策对国内有的主体带来收益，有的主体带来损失，结果就是这些不同主体偏向不同的贸易政策。国家利益与国际贸易政策选择国际贸易毕竟是国家之间的交易。

20世纪70年代之后形成并迅速发展的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就是在探讨国际贸易政策的国内根源，揭开了国际经济关系的国内基础或国内面纱。双重博弈框架下的国际贸易政策选择理论一方面强调国际贸易政策的国内基础，另一方面又强调国家利益与国际贸易政策选择，那么，如何调和贸易政策的国内基础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这可以采用双层博弈框架（two-level games）进行分析。

直接民主模型假定国际贸易政策是通过全体选民直接投票决定，采取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还是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根据支持不同政策的选民数量多少来直接决定。补贴这种威胁就成为一种战略性贸易政策，给本国带来巨大的贸易收益。

虽然双层博弈强调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然而两个层次是可以统一的，这涉及国家的本质与国家利益的本质。然而，全体人民的利益不可能总是一致的（前面讨论的贸易政策非中性就说明了这一点），那么国家利益就只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从国际层次看，它体现为国家利益，代表的自然也是利益最大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政治需求模型认为贸易政策、特别是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是国内利益集团游说政策制定者的结果。获得收益大的一方希望获得更多的收益，而获得收益小的一方可能不愿意永远落在另一方的后面，结果就必然是双方的贸易冲突，进而就是采取并非完全自由的贸易政策来保护自身利益。利益集团的出价就是政策制定者能够得到的游说收益或政治献金。

进一步地，既然国家利益只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那么代表谁的利益？如果将国家看作利益最大化者，其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其代表的利益就应该是具有最大利益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如果两个国家存在差别，比如经济规模（经济总量来衡量）、经济实力、经济发展水平等，那么实力相对较大的一方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可能就大一些，该国家就可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较大的收益。

只有理解了、弄清楚了国际贸易政策选择的国内政治根源，弄清楚了所谓的国家利益代表哪些集团的利益，面对各种各样的国际贸易冲突、摩擦和纠纷才可以从容应对。许多国家虽然强调国家利益，但是背后的国内利益集团才是根本。

如果只有一个国家发展这种产业，则这种产业可以带来巨大的收益。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模型大体可以分为：直接民主模型、政治需求模型、政治支持模型、政治竞争模型、保护待售模型。

这些支持或反对某项贸易政策的主体，就可能形成利益集团，进而在特定的政治制度下影响贸易政策的选择。很明显，某个国家所采取的国际贸易政策对国内不同主体的影响不同。这样，保护待售模型就将选民的福利和利益集团能够提供的政治献金就内生在了同一个模型之中。因而，各国家虽然都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收益，然而他们获得收益的大小存在差别。

美国虽然也从日本产品的进口和日本经济的恢复中获得收益，但是获得的收益没有日本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大量进口日本的产品，促进日本经济恢复。

按照契约论的国家观，国家是人们之间达成的契约，国家又与达成契约的人们之间达成契约。即便是都得益或都受损的主体，也存在大小之别。

政治支持模型同样认为贸易政策是国内利益集团游说的结果，但是它同时考虑了政策制定者还需要获得选民的政治支持。不同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进行的相互博弈决定了贸易政策结果。

与此同时，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不断实施贸易保护。因此，自由贸易即便是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是由于双方获得收益的大小不同，相对利益受损的一方也会反对自由贸易。然而，考察经济史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英国在19世纪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曾经实行过完全自由的贸易政策。第一，双层是指国内层次和国际层次。

第二，国家利益的本质在于国内不同主体的利益。这意味着美国与日本在自由贸易中获得的相对收益存在差别，美国与日本差距的缩小就意味着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影响。

那么，国际贸易政策的根源是什么？本文将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果两个国家是完全平等的，贸易条件可以通过协商决定，两个国家获得的收益可能相等。

既要与国内政治主体博弈，也要与其他国家博弈。从这个角度讲，国际贸易政策虽然是国际经济关系的体现，然而却是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